艾岩

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13年发布的数据，64.5%的学生认为他们每学年有1-2次受到欺凌，7.8%的学生认为他们每天都受到欺凌。

在我念到“bulling”(欺凌)这个词的时候，教室里突然起了一阵嘘声。我注意到教室右后方的几个学生，正对着左前方吹口哨。我不知道他们针对的是谁，但显然这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挑衅。

那是我在美国念博士的第二个学期，我在系里心理实验室做助理研究员，到当地一个初中去搜集数据。这算是美国规模很小的公立中学，只有300个学生，学区排名分数当年是6分（满分为10分），相当于国内一所教学质量刚够合格线的初中。

我的任务是把关于校园欺凌的问卷发到各个班级。按照规定，在发放问卷前，我必须依次到各个教室解释研究目的、宣读责任说明，并且发一份“同意书”，由学生带回家让家长签字再带回来。

那天我按照约定来到七年级的音乐教室，这是当天最后一节课，正适合给孩子们解释问卷内容，让他们记得把“同意书”带回家让家长过目，嘘声就是那节课上响起来的。

下课后，两个男生找到我。个头稍胖的男孩自我介绍叫强尼，另一个叫尼古拉斯。他一脸疑惑：“艾小姐，你会把我们的信息透露给别人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不会了，这在声明里面强调了。”“就算我们是受害者，你也不会帮助我们了吗？”“没错，我对于你们遇到的问题，按照研究规定，是不能干预的。”说完，我觉得自己有些残忍，“如果你们需要帮助的话，学校会有老师协助的。”

家长有3天时间考虑是否参加这项研究，这期间他们可以联系我询问一切研究相关问题。那天，我收到了强尼父亲罗伯特的邮件。

“艾小姐，我很乐意让强尼参与问卷调查。不知道你是否能帮助他，摆脱一直被同学欺负和孤立的境地。我多次向学校反映这个问题，却没有得到重视，他们认为一切正常。”

我想他一定是误会了，觉得我们进行的研究是他们面临问题的救世主。而我，仿佛是被派去调查和解决强尼被欺凌这个问题的。事实上，刚进实验室不久的我，连问卷报告都轮不上写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复这样的邮件，却又不得不回复。毕竟，我确实在“同意书”最后注明了“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联系我”。“罗伯特先生你好，很抱歉我并不能在研究期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。我很愿意帮助你们，但现在不行。”

听上去是在找托词，事实上也是。既然学校都没有解决的问题，我怎么能解决得了？

这个欺凌事件的轮廓已经渐渐清晰。他们是相同的肤色，不存在种族歧视；他们中没有人身体或者智力残疾，不存在残疾人歧视；他们来自同一个学区，家庭经济状况相似，不存在阶级歧视。我不由想起自己学生时代那些没来由的欺凌，大概孩子们都犯着相似的错误。

结果，3天后收完“同意书”，我发现那些教室右后方孩子的家长们并没有同意参与问卷调查，所以我难以完整地捕获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然而，当我发现13岁的强尼和尼古拉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手上的一叠资料时，我感受到一种被寄托希望的责任感。

我走到校长办公室，如实汇报已经发生的情况。我问史密斯校长：“不知道，学校对于欺凌有什么样的预防和惩罚措施呢？”“你是指强尼和尼古拉斯吗？”我感到震惊，校长竟然立即道破我的真实来意。“是的，是我个人想了解美国学校真实的欺凌问题，与这个研究无关。”我不忘强调自己没有违规。

“强尼和尼古拉斯的家长，一直在给学校施压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们还找了学区委员会。所以我想，他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。事实上，我们都在努力。”史密斯校长停顿一会儿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宣传单，指着上面的画说：“你看，我们每个月都会在每个教室张贴类似的漫画海报来警示欺凌行为，也有专门的老师管理这类事件。在我们每天的早课开始前，还会有广播提醒大家相处愉快。但是这个现象并没有杜绝。”

“家长愿意配合吗？”我想到那些学生的家长似乎有意避开我的问卷调查,“也许得到他们的支持，会令事情变得简单。”校长无奈地笑了：“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强尼是受害的一方。最初的暴力现象很快被发现并被惩罚后，他们换了欺凌方式，制造并传播谣言，或者孤立他们，这些不容易被发现证据的方式，使得这个过程更困难。而他们的家长，不管是包庇还是别的原因，几乎没有配合过我们的处理。”

“您了解过事情的起因吗？我想象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。”

“当时他们参加棒球选拔比赛，强尼和尼古拉斯赢了，在随后的派对上他们感谢各自父亲的陪伴，却触伤了那些没有取得比赛资格的孩子——他们中一个的父亲在监狱服刑。于是明争暗斗开始了。”

从校长办公室出来，我仍旧不明白孩子们这场欺凌的意义。是为了最初的面子，觉得有趣，还是不知道如何结束？作为一个局外人，我礼貌性地回了一封信给强尼的父亲，告诉他校长知道并会处理这些事。很快我收到了回信，他告诉我，已经得到当地学区委员会的同意，强尼可以转到别的学校了。（作者单位：美国罗彻斯特学院）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6年6月09日第09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