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校爱上“金色大厅”，不过是畸形政绩观的校园版。

一直以来，我们以为去维也纳“金色大厅”唱首歌，就像莫言拿了诺贝尔奖一样荣耀。可事实上，人家只是在按照纯商业模式运行，收钱了事、唱戏走人。在今年两会政协文艺界别分组讨论时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透露，我国驻奥地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曾在短短8个月内，接待到访“金色大厅”的133个中国音乐团体，它们大部分都为“镀金”而来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这支“镀金”队伍中，不仅有大人，还有孩子：一些学校请家长自掏腰包、自付路费和住宿费，带孩子去“金色大厅”演出；国内一些机构还在那里举办各种青少年音乐比赛、艺术节等，当然，小选手的家庭都得自掏腰包。一些舞蹈节目和带有少儿夏令营活动色彩的演出，竟然也挤进来，甚至提出“非‘金色大厅’不演”。结果怎么样？赠票都送不出去了，“看吐”了维也纳中餐馆的厨师！譬如一次我国某小学生演出团的演出，“金色大厅”近1700个观众席只坐了不到300人。

一个学校的合唱团甚至是舞蹈团，动不动就号称“放歌”维也纳金色大厅，听起来确实很吓人。这就像小说《围城》中“克莱登大学”的文凭，回国后也能唬倒一帮不明就里的人。很难说得清，在“金色大厅”的产业链上，中国学生及家长究竟贡献了几成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少数学校的撺掇、中介的撮合，让“金色大厅”俨然成了一些中国孩子自费的“卡拉OK”厅。去年，有媒体还曾爆出“2.78万，娃娃能上维也纳‘金色大厅’的台”等奇闻。

“金色大厅”的生财之路，让“钱多人傻速来”的嘲讽一语成谶。真正值得反思的是，本该最珍视“羽毛”、最远离浮名的学校，何以扎堆在“金色大厅”的闹剧中客串角色？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三个层面来解释：

一者，一些学校走的还是“国内吹牛国外丢脸”的路线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去“练歌房”里吼一嗓子，回来就能腆着脸号称征服了世界观众。正是在这个逻辑之下，但凡从金色大厅“镀金”回来的，学校官网、地方媒体都要浓墨重彩地宣传一番。

二者，学校爱上“金色大厅”，不过是畸形政绩观的校园版。校园文化怎么才能“高大上”？去“金色大厅”包个场，回来就能邀功请赏。于是，相关资源配置就有了倾斜的筹码，“特色学校”等评选也有了闪亮的“硬件”。校长有面子，艺术教育有面子，特长生有面子，皆大欢喜。

三者，少数学校甚至在商演产业中充当了不光彩的“掮客”角色。为了给出国演出穿上一套华丽的外衣，中介通常会跟学校或培训机构的音乐老师“沟通”，由老师向学生和家长进行“推荐”。事实上，“带团老师可免费陪同”是对牵线者的一种变相奖励，层层中间人也会有额外的“物质奖励”。正是在这些潜规则之下，一些学校也乐得将维也纳之行当作多赢的“福利”。

眼下而言，要让虚荣的“金色大厅”离孩子远点，就当从学校做起、从教师做起，不能把“金色大厅”的生意，做到自己学生的口袋里去。当动辄人均数万的“金色大厅”包厢费，成为家长们沉重而不明真相的负担，当花里胡哨的“镀金”之行，拉低了艺术的品位与水准，更从小刺激了孩子虚荣与浮华之心，不但国人尤其孩子对高阶艺术的判断力与敬畏感无从谈起，“文化软实力”或“文化输出”更轻飘飘地沦为随便扯上几嗓子，实在令人痛心。

（作者系媒体评论员）

2014年03月13日《中国教育报》